5月31日，《中国中医药报》报道链接：https://www.cntcm.com.cn/news.html?aid=224030
中医药高等教育是古老的中医药在现代化和学科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教育模式，是当代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流路径，肩负着中医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任务和使命。我们要在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中的精髓。以传承为中医药高等教育赋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传承是尊重学科规律
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学科底色充分体现学科性质、特点，决定了学科人才培养方向、任务和工作要求。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第一批中医药高等院校建设成立，开拓了传统医学学科化的高等人才培养体系，是数千年的中医药发展历史中具有标志性的转型。中医的学科化转型，整合了不同地域、流派的医学资源，适应了作为现代社会分工环境下的人才培养需求，满足了专门的科学研究攻关的需要，实现了中医药现代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但同时应该看到，以中医药高等教育为标志的中医药学科化的转型，仍然是需要不断完善的“进行态”事业，面临着同质化教育、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不平衡、学生人文底蕴不扎实、中医药文化特色不突出、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近70年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既有中国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转型中的共性问题，又有因为学科特色与现行教育制度磨合、适应不充分的个性问题。
其中，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个性问题，对实现高水平、复合型、特色化人才培养任务的制约和影响更为明显，这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医药教育历史传统转型相对滞后的影响。古代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是民间师承制与官方教育双轨并行的状态，古代医教的“双轨区别”体现在官方医教与民间医教结构性与内容性区别，官方医学教育始于南北朝，历太医署、太医局、太医院等不同形态，唐代贞观时期，地方医学官学出现，至开元十一年，明确州县地方的医学教育管理人员配置，医学官学教育延续至晚清，随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有所调整、变化，但基本模式和结构属于应用型为导向，服务于官方集中的医药管理和诊疗工作。民间医教是贯穿整个中医发展历史中人才培养主流方式和形态，以师承与家学传承为表现，师承情况对于中医人才评价有重要参考意义，如“叶天士学经十七师”被广泛作为对叶氏医术、医德方面的褒奖，医家医技功效、方药法度，均可以推导师门，乃至于配比古贤来作为评价，这是中医师承教育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基础。家学传承、父子相袭，乃至祖传为尚，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传统认同。在封建社会后期，承志与承业从技术与儒家道德评价上统一起来，影响深远。
中医药高等教育兴起以后，兼具有中国古代官方医教的人才管理、学术研究和民间医教的技能培养、学问教育的职能，在医学人才培养和认定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在医学传承方面，打破了传统家传、师承、自学私塾三种类型所存在信息闭塞、传承保守的问题，但对于学科标准化评价下的指标考核的影响，又一定程度上与“传承”初心相背离，对于学科的感性认知和思维的塑造、特色经验的掌握应用，以及对学科信心的建设方面，又存在相对的局限性。
应该看到，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医药传承的形态有客观的差异，而关于以中医药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中医药原创思维塑造、中医药实践经验和发展经验的继承是相对稳定的主题，即关于中医“道统”的树立和“术业”的培养结合，包含自宋代以来对经教文脉的梳理和经教典籍的尊崇，注经、解经和依经成为中医基础理论学术创新的重要动力，“道统”引领“术业”发展，“术业”实践丰富“道统”内涵和形式，这构成了中医学科发展规律的主要内容。
新时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遵循学科规律，突出原创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深刻彰显中医药教育的文化底色、学科底色，发挥中医薪火相传的文化张力与发展张力，为不断探索具有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范式作出贡献。
传承是推动资源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中医药高等教育明晰自身学科定位，科学分析学科发展的优势资源和现实需要。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我国科技、卫生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科技引领目标方面，有无可替代的优势，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卫生、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能力，而完整、准确和高水准的中医传承，是确保中医五种优势资源，特别是独特的卫生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转化的基础。
“传承”于独特的卫生资源竞争力发挥，需要充分利用、发挥经典中医学术体系的特色与优势，开展中医经典、名老中医经验、学派医脉与临证精华的教学培养与协同研究，拓宽中医经典学术与临床实践衔接路径，实现传承有深度，临床有底蕴。中医理论体系与诊疗方法的完善是同样是历史性的，从战国—西汉的《五十二病方》，到具备规律性诊治体系的《伤寒杂病论》，中医药在面对疾病挑战的实践经验中，不断丰富完善自身理论和治法。宋、金、元时期，医学家开始结合自身的临床实际，在各科、各门类的论治中形成体系化的思考，并撰写大量论著，如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中医病因学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金元四大家对于内经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解读，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流派学说，并广为授教，形成特色的临床和理论学派。一直到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疾病，人类卫生事业仍在携手奋进，不断涌现新的医学成果，中医药高等教育作为主要的中医人才培养路径，在继承传统学科创新发展模式、机制和经验的前提下，需要以更高的站位，利用好中医学术传承的宝库，不断为增进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传承”于原创性优势的科技资源利用，是新时代我国卫生科学研究自主性能力检验的指标。中医药高等教育，在坚守育人初心和使命的前提下，同样承担了学科科技创新职责任务。紧密夯实传承土壤，是保障利用好中医学这一原创性、民族性科技资源的前提，通过承薪继火的代代传承总结，人类不断探索医学、生命学领域真谛，突破发展的界限、外延，为医药科技创新提供雄厚的经验支撑。中医药在方剂、药物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利用的原理、揭示的现象，正有待于多学科交叉协作，为继承好这一古老学科的智慧，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破解医学、生命学难题奥义，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承担更有力的责任。
“传承”于优秀的文化资源转化，是中医药高等教育“五育并举”改革提升的重要依托。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生命观念、价值取向和伦理传统，中医药文化聚焦的核心价值集中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精华，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和培育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有独特的意义。中医药传承事业包含对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对于塑造人的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为建设具有中国风貌、气派的特色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中国学问教育教学范式提供深沉的滋养和助力。
传承是聚焦文化自信
传承中医药，就是扎根立足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系统总结中华历史文化精髓，坚定中国道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等教育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就中华文明、中国特色与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阐释：“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流的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借不来，路径搬不来，仍然需要发扬传统、坚定不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中国古代医学教育里，也非常重视道统，民间医脉在本身的传承中，对于“道统”渴求，成为一代代中医人研读、阐释经典的激励，成为历朝历代修订医书、培养人才的原始动力。清乾隆年间编修的大型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取名“医宗”，即揭示了医学源与流的关系，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注定不能长久存在，医法其宗，道有其统是中医学历来的坚守。
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改革至今仍是方兴未艾的话题，其核心在于中医药学科本身的传承特殊性与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适配问题。师承传承模式受到农业社会生产力下关于信息传递、技艺传授的封闭与孤立因素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优势。但在现代社会的制度环境下，完全通过传统师承的方法，又面临无法保证基础学科内容传授系统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健全师承体系。
中医药高等教育在承担中医学术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下，要创新符合时代需要的传承体制机制，锚定破解“传承无根”“传承无序”“传承无力”三个难题，构建适应于学科发展、社会发展和人才成长的传承格局，探索打破中医理论学术与临床实践之间的藩篱，无缝衔接理论与临床教学、研究，真正意义上做到活态传承，动态发展，为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机制、面向未来，赢得传承主动权、话语权，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树立标杆范式。
（编辑/霍文巍 庄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