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飞（1923-2004），原名罗坤、罗正坤，四川苍溪人。1933年参加革命，任儿童团团长。1933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川陕省苏维埃革命法庭女看守队队长。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调至妇女独立团当战士。长征后，担任康克清警卫员，出任妇女独立团一连二排排长。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行政司工作，后到中南局商业部五金公司、石油煤建公司、医药公司等单位任经理职务。1960年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干事、信贷处长，后又调到湖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任主任。1985年离休。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中涌现出了一批刚强坚韧的红军小战士，他们年龄最小的只有八九岁，被亲昵地唤作“红小鬼”，十岁进入儿童团，古灵精怪、活泼可爱的曲飞就是“红小鬼”中的典型代表。

家庭变故志愈坚

1923年腊月，曲飞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她有一个可爱的乳名叫“腊香子”。腊香子小时，罗家尚能维持生活，父母悉心耕种着几亩薄田，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在外给富人家做工赚钱，小腊香子还跟着教书的伯父念了两年私塾。年幼的腊香子哥哥疼姐姐爱，会认些简单的字，还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早年温暖的家庭氛围形成了她活泼爽快的性格，那时候腊香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好景不长，几年后，四川军阀混战不休，腊香子整个家庭的生活开始急剧走下坡路。1929年，腊香子的家里来了一位神秘的黄天民大哥。自从黄大哥住下后，周围的长工会定期来到罗家，而腊香子则专门负责在门外放哨。每次谈话完毕，她总能看见长工们神采奕奕地走出家门，嘴里还反复念叨着“打土豪，分田地”的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腊香子无形之中却把这些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不久后，黄大哥离开了罗家。罗家老大、老二兄弟俩开始带着长工上山打游击，因为缺枪少粮，长工游击队很快就被国民党苍溪县保安团长马汉如的部队打散了。罗家二兄弟被反动派残忍杀害，母亲因两个儿子被害郁郁而终，父亲罗世堂因两个儿子是“土匪”被抓入监狱，罗家老三、老四也被迫逃离了家乡。为了赎出父亲，刚满10岁的腊香子被卖给东河镇刘家当童养媳，开始了牲口般被使唤毒打的生活。反动派的残忍行径、封建家庭的严酷冰冷，使得腊香子幼年体会过的温暖瞬间化为泡影，但骨子里的乐观始终支撑着她咬牙坚持，一次次克服轻生的念头，最终盼来了唯一的亲人——红军。

1933年，红军打垮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军队，解放了腊香子的家乡。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镇上的人都以为红军是“共产共妻”的军队，跑到山里躲起来了，而刘家寡妇却强迫腊香子守在家里。腊香子听到外面轰隆隆的枪炮声，躲在水缸中瑟瑟发抖。等枪炮声稀疏以后，腊香子被几个红军小战士从水缸里抱了出来。红军小战士们不仅没有对腊香子说一句威胁恐吓的话，反而和她拉起了家常，腊香子开朗活泼的性子逗得小战士们哈哈大笑。腊香子明白了：这就是黄大哥口中的神秘队伍，解放穷人的队伍。于是腊香子接下了找回躲在山上的乡亲们的任务。乡亲们纷纷下山后，红军把地主的粮食分给大家，大伙儿奔走相告：穷人真的翻身把歌唱了。那些日子，腊香子每天跟在红军后面，蹦蹦跳跳地像回到了以前那个温暖的家一样，别提多高兴了。

至此，腊香子决定无论多难，今生要跟着红军走，决意不再回到那个冰冷的刘家。可是红军嫌她年纪太小，纵使她磨破嘴皮也不同意她加入。回想家庭的变故、刘寡妇的刻薄、参军的挫折，腊香子伤心极了。时任青茨芽乡（当时苍溪县的一个苏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的何连芝正在距腊香子不远的岸边与各村妇女代表议事，发现伤心不已的腊香子后关切地询问她的情况。谈话中何连芝对机灵活泼的腊香子印象深刻，于是带着她去乡政府报名参加了儿童团。参加了儿童团以后，腊香子觉得自己得到了新生，也就不再称自己为腊香子了，改名为罗正坤。后来在延安时期改名为罗坤，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北京时改名为曲飞。

机智敏锐守关卡

儿童团的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早起出操、学习文化、站岗放哨，穷孩子们个个干劲十足，对领导交代的任务认真执行。两次站岗查路条的经历让曲飞成了儿童团里的“小红人儿”。一次例行站岗时，曲飞和儿童团另一位团员秋香发现一个神色慌张的过路之人，拿出的路条也是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曲飞立刻警觉起来。和曲飞预感的一样，这神色慌张的人确实是国民党派来刺探情报的奸细。曲飞和秋香丝毫没有被奸细的伪装和花言巧语蒙骗，甚至不惧奸细狗急跳墙后的凶相毕露，最终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奸细押送到区苏维埃。但更让曲飞记忆深刻的一次站岗是“擒”住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因为革命警惕性高，两个“红小鬼”死活不肯给没时间开路条的王树声同志放行，见“红小鬼”不肯放行，警卫员急了：“这是王副总指挥，要去开紧急会议。”“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曲飞差点叫出声来。王树声以商量的口吻提议和曲飞同行至前线指挥部确认身份，这件事才得以解决。事后，儿童团受到了表扬，他们每人还被奖给一支铅笔、一本笔记本。也因为此事，儿童团团员的革命警惕性更高了。

1933年底，曲飞作为儿童团的代表出席了苍溪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她被选派到巴中苏维埃干部学校学习。由于天资聪颖，加上读过两年私塾，曲飞思想和政治水平提高得很快，在学校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川陕省苏维埃革命法庭任女看守队队长。1935年进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队。

跋山涉水追红军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曲飞和儿童团的小伙伴们成天敲锣打鼓，到处宣传前线的胜利。曲飞和另外11个“红小鬼”到乡下搞宣传，半个多月返回后，才知大部队因为战事变化已经全部撤走了。有的“红小鬼”急得哭了起来：“红军都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12个“红小鬼”中年纪稍大的何连英建议：“沿着红军走的路，赶大部队去。”于是，这支“特别行动小组”装扮成叫花子沿途乞讨，昼行夜宿，跋山涉水。追赶红军的征途可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这12个瘦弱的“红小鬼”。“抢”菩萨的口粮、“吃大户”、摆脱人贩子的拐卖、躲过野兽的袭击、战胜病痛的折磨、克服心理上的畏惧，从川北到川西，途经剑阁、江油、中坝、北川、茂县，历时三个多月，行程1000多公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草地边缘追上了部队，走完了属于这12个“红小鬼”自己的长征。在追上部队的那一刹那，“红小鬼”们欣喜的泪水一股脑儿地涌了出来，红军亲人们把这些小家伙紧紧地搂在怀里。后来，这些“红小鬼”们一直紧跟大部队行动，三过雪山草地，不怕苦不怕累。长征途中，曲飞先是担任康克清的警卫员，后来出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一连二排排长。曲飞稚嫩的脸上永远充满欢笑，成为漫漫长征路上的小开心果，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希望。

何连芝、曲飞、王定国三人被誉为长征路上的“美女三姐妹”，抗日战争时期，曲飞先后做过护士、当过妇女委员长、搞过后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她带着孩子转战南北，到过华北战场，又去过东北战场。

正义凛然护耀邦

1952年，31岁的曲飞在何光秀和王定国大姐的帮助下，看望了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红小鬼”胡耀邦，并由此开始了多年的友谊。“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被当成走资派批斗。有一天，曲飞挤进批斗场，听到有人高喊“把‘走资派’胡耀邦押上来”，“让胡耀邦从狗洞子钻过来”，曲飞气得火冒三丈，但她知道不能鲁莽行事。转瞬间，她计上心来，随即高喊起来：“红卫兵小将们，我知道胡耀邦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在延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因此，他是毛主席的‘红小鬼’。今天，红卫兵小将又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咋能让他钻狗洞子呢？让胡耀邦钻了狗洞子，毛主席知道了不高兴，咱们自己也不光彩！我建议，凡是被毛主席表扬过的，不论是‘红小鬼’还是红卫兵，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作为战友，胡耀邦有错就帮他改正错误，暂时没错就进行下一个！”

她的喊话得到了许多人赞同，红卫兵气急败坏地问曲飞是什么来头，鼓掌那边有人高声回答：“她是“红小鬼’，毛主席在延安表扬过她，她叫曲飞，在毛主席那都挂着号。”这一来二去还真唬住了那些红卫兵，他们安排胡耀邦站到已进行完的一拨人当中去。接下来的艰难岁月里，曲飞经常探望慰问胡耀邦。曲飞最后一次去胡耀邦家，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那是5年间唯一的一次，别人问她为啥去的少了，曲飞说，我的性格就这样，你行的时候，我不求你；你忙的时候，我不干扰你；你遭难时，我不离开你！1989年胡耀邦去世，因为行动不便，曲飞派二女儿徐莎莉和女婿郑知行前往吊唁，并挥笔写了挽词：“川北任职主任时，群众即颂包青天。伟烈丰功，费尽移心力；公正无私，一言万民齐。其人虽已去，千载有深情，催我泪如雨，丹心痛入天，碧玉归天地，民心亦可期。”

寻亲之路得圆满

1938年经组织介绍与老金寨籍红军徐其海结为夫妻，曲飞与徐其海先后生育了7个孩子，大女儿徐莎萍1939年一出生就被送给了延安老乡，四女儿是1946年农历十月初八，夫妻俩由延安出发至承德途经河北兴隆县雾灵山下梨树沟村时所生，他们将其托付给梨树沟村憨厚仁义的农民高德林，取名高连香。虽有百般不舍，但是革命理想大于天，曲飞和徐其海在安顿好一切后，随队出发，征战沙场。

解放后，曲飞深怀对失散女儿的思念，在组织帮助下，大女儿徐莎萍被顺利找回。1954年，曲飞请当年在兴隆驻防的一位杨姓医生打听四女儿的下落，养父也带她和杨医生见过一面，但双方只匆匆见了一面。1965年9月，曲飞给兴隆县公安局写信，请求他们帮忙寻找四女儿。同年10月的一天，养父高德林带着高连香进京，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同胞哥哥徐光明亲自迎接。看到朝思夜想的连香，曲飞喜极而泣，张开双臂一把将她搂入怀中，口中喃喃道：“是我家人，是我闺女。”在高连香那里，曲飞得知当年养父为了养活“红军骨肉”，把亲生女儿都送了人，质朴的梨树沟村乡亲们也是尽全力善待“红军骨肉”，高连香的百家桌千家饭吃了20年。养父母和梨树沟村民的深情厚谊让高连香下决心：“高兴见到北京‘红军妈’，也离不开身边的‘羊倌爸’，为两处爸妈，为疼我爱我的山里乡亲，我决心扎根深山，心向北京。决心下定了，我的心也踏实了。”曲飞虽然十分不舍，但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并说:“闺女的心情妈理解，别忘端过的百家碗、吃过的百家饭，不能忘了中华民族的根啊。”

  1972年春，梨树沟村遇上洪水，曲飞将积蓄的6000元悉数寄到村里建桥，不足两个月便建成一座“军民友谊桥”。1994年7月一场百年未遇的洪水，把全乡境内十几座桥全部冲毁，唯有“军民友谊桥”毫发未损。曲飞时不时会去梨树沟村看望乡亲，还要在桥上站一站，看一看。

和平年代，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曲飞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她说：“光说我好的人，升不了我什么官；故意找我毛病的人，也免不了我什么职。”除此之外，她的“六不”原则也在单位内外广为人知：“不贪污、不盗窃、不投机、不倒把、不违纪、不枉法，是为‘六不”。”这就是曲飞，豪爽、刚烈、正义凛然，曲折艰难仍奋飞！

作者介绍：

肖星，威尼斯98488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参考文献：

[1] 何广华、何明圆.缘结红军将领的广元女儿[J]，党史纵览，2015(2). 

[2] 曲飞、郑立军.“红小鬼”曲飞与胡耀邦的50年友谊[J]，钟山风雨，2004(5). 

[3] 高连香、郑立军.雾灵山的红军后代[J]，新天地，2004(8).

 （编辑/霍文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