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立德树人 培养优秀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思想性和针对性,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增强立德树人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立德树人的核心地位不动摇,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办学之基

　　立德树人是大学的立身之本,是对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立德”就是确立培养崇高的思想品德,“树人”即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逐步拓展,但培养具有崇高道德水准和高素质的人才这一基本功能、中心任务始终没有变。《大学》的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体现了中国古代对“立德树人”精神和理念的探索追求。离开立德树人,不能履行人才培养的任务,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就失去存在的最根本基础。

　　立德树人是衡量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不是看它的物质条件何等优越、办学规模如何庞大,最根本的标准是看它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看它对所在国家、民族以及对全人类所作的贡献。中国现代史上有不少大学,办学条件非常简陋,却因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而载入史册。例如在延安的“山沟沟”里创办的陕北公学等一批学校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因为它们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分子。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曾专门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短短几年时间,陕北公学培养的绝大部分学员成为革命、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各方面的骨干,其中更有不少学员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地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当前,高校要肩负起“双一流”建设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在“立德树人”上做大文章,真正既“立德”,又“树人”,实现“立德”与“树人”的统一。

　　立德树人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本质要求。当今时代,各种思想交相融合和冲突,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着复杂环境的挑战,一些高校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重书本教育、轻实践教育”等问题。立德树人就是聚焦学生这个中心,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进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立德树人的重点是以德为先、能力为重

　　“立德树人”体现了“立德”和“树人”的唯物辩证关系。“立德”强调的是道德养成,“树人”强调的是能力培养;“立德”是“树人”的前提,“树人”是“立德”的目标。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着力培养信念坚定、勇于担当、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德育为先,坚定青年的理想信念。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是青年学子成长成才的基本支柱和精神底色。青年大学生应当是有朝气、最富有梦想的群体。但在现实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潮给青年大学生带来了消极影响,造成一些青年大学生理想彷徨、信仰迷失,失去了追求梦想的信心,失去了为梦想而奋斗的动力。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我们要将立德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以中国梦激励青春梦,勇敢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责任为本,增强学生的担当意识。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使命感和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开拓的品格是新时期对优秀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优秀的青年人才要具有“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的情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责任感,更要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社会担当。我们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学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青年学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激励青年学生自觉将个人奋斗纳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成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能力为重,着眼人才的全面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大学生要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锤炼高尚品格,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当前,高校要从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入手,一要培养辩证思维能力,让他们学会“弹钢琴”,系统地处理好“树木”与“森林”的辩证关系,独自面对现实和未来,善于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二要培养学习能力,包括选择、汲取新知识,分析整理并融会贯通旧知识以及开展科学研究和探索的能力。三要培养社会实践能力,让他们能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完成岗位职责赋予的任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四要培养管理和沟通能力,让青年学子具备适应社会、应对挫折的心理承受力,能够顺利地融入社会,在与他人沟通、交往、合作中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总之,我们要让青年大学生以问题为导向、以能力为核心,以社会为平台,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立德树人要做到学校、教师、社会“三协同”

　　立德树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立体化的长期任务。学校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教师是立德树人的引路人,要全面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教育工作水平;社会是立德树人的软环境,要统筹协调、协同推进,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教育氛围。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需要整合学校、教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始终坚持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学方向是高校改革发展的指南针,办学方向走上大道坦途,才能培养出人才和精品;办学方向如果走上了歪路邪路,只能培养出废材和毒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高校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高等教育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到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中去,将党在革命时期创办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式高等教育、创办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新型正规大学,到逐步创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优良经验和光荣传统发扬光大。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研究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让马克思主义成为高校的主流价值、主导观念、主体精神。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以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引领教书育人的总战略,以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规范治学理教的全过程,以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影响师生员工的言与行。

　　全面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立德先立师,树人先正己。《礼记·文王世子》指出,“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高校教师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又是道德言行的引导者,要把立德树人转化为内心信念,把崇高师德内化为自觉价值追求。新时期新形势,高校面临的社会环境和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70、80后居多的青年教师和90后为主的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理也体现出新的特征,这些都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高校要加强和改进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师德师风评价体系,完善师德建设制度规范,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引导教师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能力和水平,真正成为学生成长发展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在全社会营造立德树人的良好氛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教育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决定性作用。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培养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不仅是高校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全社会需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越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越发凸显。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应该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提供立德树人的基本资源,保障高校立德树人所需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校园建设等硬环境建设。同时,要融合协调家庭、学校、社会的育人合力,在全社会、全领域构建立德树人的良好氛围。另外,要弘扬大学精神、彰显大学文化,在变革的时代保持宁静的校园,维护大学的清醒和理性,自觉坚持和守护大学的精神和原则,激发和保护教师、学生对于学术的兴趣、热情和追求,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时间、有能力、有条件关注自身、关注变革、关注世界,教学相长、携手进步,使高校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引领社会进步,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最终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三位大学校长“论剑”双一流

　　■聚焦高校“双一流”建设系列报道

　　“双一流”建设无疑是当下高校最热门的词语。前不久，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意味着备受社会关注的“双一流”建设，有了明确建设的“施工图”。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的发言后，他对“双一流”建设发表重要看法，为已经是热词的“双一流”话题加码。记者采访了3位担任大学校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听听他们的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建设“双一流”得有中国自信

　　“建设‘双一流’得有大局观念，不能光去比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科进了，我们进了多少。”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直言，这种狭窄视野是多少年累积下来的顽疾。知识分子要有担当、要有使命感，一定要站在国家的高度去考虑问题，因为走到国际舞台上，每一所高校代表的都不是个体，代表的是国家。在王树国看来，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看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是不是得到国际的认可。“就像欧洲的大学来中国访问，我们很少关注这所大学具体如何，而是通过这所大学认识欧洲的教育。”

　　王树国打了个比方，就像国人出去旅游一样，代表的不是个体，而是国家形象，“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大环境好了、内涵提升了，所有的高等教育从业者、下一代的孩子都会受益”。王树国同样关注到时下各种名目的“排行榜”，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大局观，就会看哪个排行榜对自己有利，就追捧哪个排行榜，“这不是教育工作者该持有的心态”。

　　什么叫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王树国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会对世界教育作出贡献，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要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中国高等教育的样板要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哪些推动作用？如何运用中国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当前世界高等教育的不足？在我国自主创新的历程中，从未放弃过学习，但是学习不是拷贝，而是要提升内涵，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这样将来我们才可能去引领世界前沿。

　　王树国特别不赞同一提世界一流大学就拿哈佛、剑桥当模板，有的学校跟世界名校签合作协议就特别自得，王树国笑称有点“傍大款”的意思，“中国办一流大学，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这哪儿行？要摒弃这种没有自信的心态，应该有点文化自信，有点中国高等教育的自信”。

　　时下，人们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莫衷一是。王树国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对科技创新提出了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思想。是否是一流大学，要看对“三个面向”的贡献有多大，“如果国家重大贡献中没有你们学校的身影，谈何世界一流？”

　　“双一流”建设没有门槛，不搞终身制，更不是固化身份，王树国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改革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自上而下是指国家有了好的顶层设计，有了好的机制；自下而上是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不要把‘双一流’建设看成去争一块奶酪”。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一流大学得先从“一流课堂”开始

　　“一流大学建设要瞄准一个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说，要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还是要回归课堂，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解决课堂质量的问题。

　　“双一流”建设热潮中，很多学校把焦点集中于建设路径、经费、争夺人才等，但在陈骏看来，当下大学里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较为普遍，要解决这一难题，还是要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到人才培养的根本上，回归到课堂。

　　陈骏认为，一流大学的学生，不仅是既有知识的学习者、接受者，也应是新知识的创造者、贡献者。他们应具备高尚的道德素养、宽厚的知识储备、敏锐的思辨能力，能够主动探索，并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培养这样的学生，陈骏认为要解决3个问题：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学。南大这些年对本科人才进行了“三三制”教学改革，并推出“二三三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四三三”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在陈骏看来，高校怎么去改革要结合自身实际，南大的这些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充分赋予学生选择权、自主权，使每名学生都能得到个性化的培养。

　　改变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慢功夫，需要长期规划。“光是教学改革，我们已经走过了10年时间，‘教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在‘十三五’阶段，要解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问题，建设‘十百千优质课程计划’，来解决‘怎么教’的问题。”陈骏说，一流大学得先从“一流课堂”开始。

　　光是“一流课堂”还不足以培养创新人才，必须辅以科研训练。拔尖创新人才的共性特质，必须在科学研究的氛围和环境中才能得到培养、锻炼和获得。陈骏认为，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差距是——我们仍然缺乏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标志性成果，缺乏能够阐释自然现象和规律、具有突破性意义并被广泛引用的原创性成果。

　　高校科学研究要有服务国家的基本导向，陈骏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只能通过科研转型，不断提升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与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工作从自由分散的跟踪研究，向解决问题的原创研究的根本转型，“要把教师的科研目标从‘论文导向’转为‘问题导向’”，以问题导向的研究提升科研水平的同时，也锻造了创新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双一流”建设要跟城市与区域发展共生

　　“一个没有一所一流大学的城市是一个不完整的城市。”在广东团的分组发言中，全国人大代表、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院士表达了自己对“双一流”建设的期待，“‘双一流’建设应该是跟城市发展共生的。哈佛大学之于波士顿、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一所大学往往伴随着自身的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城市和一个区域成功的重要支柱。”

　　“大学与城市要双向互动和互相支持。”陈十一说，大学对一个城市的作用往往体现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比如，广东及深圳是高端人才集聚创业的好地方。得益于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以及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构建的大好发展机遇和深圳人才政策81条，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南科大已初步建立了一支国际化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对我们快速成长、吸引世界一流团队、搭建起高起点的创新平台起到关键作用”。

　　高校应该针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以新兴学科和朝阳学科为布局重点，以学术前沿与深圳城市发展需求的核心技术作为布局学科发展的出发点。陈十一认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不应该被单纯的数据和排名所绑架，而要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关键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哪些短板，高等教育在这些领域要发挥前瞻性的引领作用，促进升级，甚至弯道超车。”

　　去年，南科大筑巢引凤，新增建了两支研究团队，一支是智能计算的研究，一支是新材料团队。陈十一说，之所以组建这两支团队，就是为深圳市的城市经济向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转型升级蓄积动能。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要求。世界一流好理解，可中国特色在高校发展中如何定位？陈十一举了一个例子：“我在美国做了20多年流体力学研究，在美国，由于技术领域的高度成熟，这门学科发展已经处于稳定阶段，但在中国，航空航天、高铁、汽车等多个领域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流体力学的应用空间依旧很大，这样的学科就应该定位成需要发展的学科，并且有可能建成一流学科。”

　　“为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学研用，学校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平台，释放教师、学生的活力和主动性。”陈十一举了南科大的例子，学校支持教授每周一天在企业服务，明确教职工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成果及技术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70%。短短两年内，南科大鼓励教师已建立近20家高新技术企业。

 “双一流”建设评价要有中国标准

   观点提示：

  中国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的建立须以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梦想和中国经验为中心，秉持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场，把握正确的评价导向与政治方向，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形成。

  教育部等部委近日联合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简称《实施办法》），为“双一流”建设的具体执行与实施提供了明确指引。之前中央公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这两个文件都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致力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凝结着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飞跃的深切渴望。

  综观《实施办法》，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遴选、支持、管理等环节都与高校和学科评价息息相关，《实施办法》明确提出论证确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要“以中国特色学科评价为主要依据”。可见中国特色学科评价体系建设在“双一流”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必须扎根中国大地，体现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必须紧扣一流目标，体现世界水平。

  然而，当前在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误区，集中表现为“重西方标准、轻中国特色，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重学术评价、轻理论引领”。对此如不加以纠正，错位的大学和学科评价极有可能将我国高校正在进行的“双一流”建设引入歧途。

  一是重西方标准、轻中国特色。当前我国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要么直接套用西方大学和学科排名，要么间接参考西方国家标准和方法。这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要看到，在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中，缺乏中国声音、中国因素、中国影响力，是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目前，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等几大索引数据库在诸多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中占据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被许多研究机构和高校奉为圭臬。这些国际索引数据库都是由西方科研机构创建并主导的，为了迎合这些西方标准，有些高校在学科建设上不区分学科专业的性质、类别，不考虑有无可比性，用所谓与国际接轨的统一标准“一刀切”，一味追求“国际发表”“国际被引”数量，给教师和学生定任务、压担子。有些高校把世界一流片面理解为“国际排名一流”，直接与西方大学和学科排名对接，在作规划、谋发展、定政策时，以西方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为依据，学校建设围着西方标准的“指挥棒”转，很少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很少提及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很少提及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少提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问题。这种“言必称西方”的大学和学科评价，已然放弃了中国大学和学科评价的主体性。

  环顾世界，不同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各有特色的，教育和文化从来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大学和学科的是非得失最终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如何有用于中国社会”。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第一要义就是以中国特色为统领，决不能将中国大学和学科的评价标准拱手让给西方。

  二是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目前大学和学科评价另一弊端是标准单一，偏重于以自然科学为中心构建评价体系，没有充分考虑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例如，上文提到的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就把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传播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图书馆与情报科学、教育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合并为1个“社会科学总论”学科，与另外21个理工类学科领域并列；由上海交通大学发起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把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人数、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大学对与工科相关的研究领域所做的资源投入、发表在顶尖学术期刊特别是《科学》和《自然》上的论文的引用率等作为重要指标，很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在这些指标上得分极低。为了提升大学排名，一些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和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也纷纷合并或兴建医学院、工科学院，理工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类学科获得大额优先资助，因为只有理工科系才能够让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地位飙升。

  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强调文化多元性，其教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生产过程，具有鲜明的价值属性，绝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很难像自然科学一样在短时间的实验验证中获得普遍认可，不断生产出大量成果，而是需要长期反复实践。因此，人文社会科学无法、也不应该用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去量化和评估。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昌明意味着精神底蕴的厚实，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接续并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学术传统，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西方学术话语、自然科学话语处于强势地位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呵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和生命力，在大学和学科评价中给予特别支持。

  三是重学术评价，轻理论引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旗帜和灵魂，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阶级性、民族性是任何一所中国大学都不能回避的本质属性。构建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必须服务于这一属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大学和学科评价中的指导地位。

  目前多数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普遍存在着大讲特讲“学术本位”、刻意回避理论引领和政治导向的错误倾向。例如，现有大学和学科评价尤其强调英语论文的写作，想要在国外英语期刊发表论文，就意味着必须首先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服从于西方学界的主流理论。一篇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闻传播学论文即使观点创新、用词地道、语法标准，也不可能出现在国外主流英语学术期刊上。又如在评价指标刊物的选择上，有些人主张党的理论刊物不是学术杂志，不应该纳入到评价指标中。然而，在他们视为标杆和样本的美国，主要刊登对外政策宣传与研究论文的《外交事务》等杂志，本质上是美国的“党报”，却在学术评价体系中享有相当权重，起着学术导向风向标的作用，中西方学者也乐于在上面发表文章。这种在评价导向上的“主动缴械”“削足适履”，必然带来理论引领的弱化和政治方向的混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建设“双一流”的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这也决定了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评价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必须处理好理论引领与学术本位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报党刊的理论版刊登的文章理应纳入我们的大学和学科评价指标中。正如有学者所说，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是相容相通的，无法绝对地将两者割裂、对立起来。片面追求所谓的学术“科学”“独立”和“自由”，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观照，终将迷失方向。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评价和建设固然要有着眼世界的大视野，尊重国际规则，对接国际标准，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对中国大学和学科建设的自主性追求。中国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的建立须以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梦想和中国经验为中心，秉持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场，把握正确的评价导向与政治方向，着力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的形成，切实发挥好学科评价制度作为“双一流”建设“风向标”“助推器”的作用。

“双一流”建设，地方如何出招？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按照该《实施办法》的要求，“省级政府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基础条件，统筹推动区域内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积极探索不同类型高校的一流建设之路”。

  截至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山东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各自未来5至10年的大学发展和学科建设方案，各地的“双一流”建设可谓如火如荼。中国教育报记者发现，突出优势特色、对接地方需求，加大经费、人才保障力度，动态监测、确保建设实效，成为各地“双一流”建设的突出做法。

突出优势特色、对接地方需求是重要动力

  在“双一流”的学科布局中，各地纷纷以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重大发展战略为导向，对接地方需求、突出优势学科、发展特色学科，分类指导各类高校全面发展。

  面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辽宁将“双一流”建设与产业升级、技术改造的需求准确对接，将急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作为重要方向，计划到2030年，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两所省属高校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同时有5所省属研究型高校、5所研究应用型高校、10所应用型高校达到全国领先水平，从而振兴老工业基地，拉动经济社会发展。

  海南则结合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突出区位及生态优势，重点建设热带高效农业、国际旅游、热带海洋、热带医药、岛屿生态等学科领域。计划到本世纪中叶，海南大学进入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同时其中2—3个学科进入世界一流，10—15个学科进入国内一流。

  山东对接国际、国内和省市需求，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不同类型大学发展。重点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驻鲁部属高校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重点扶持高校，重点支持具有原始创新能力和解决重大问题能力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学科。

  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看来，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双一流”政策的题中之义，也是各地加大对“双一流”投入的重要动力。

  “服务于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本就是‘双一流’的政策目标之一，但过去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着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尤其是产业发展需求。”熊庆年分析，地方政府愿意加大投入，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通过“双一流”建设推动科技、知识创新，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全面奔小康的关键节点，高等教育需改变原来的“象牙塔”模式，面向实际，回应社会发展需要。

  经费、人才上东西部投入差距大

  “双一流”建设经费是保障、人才是关键。在经费投入上，各地或明确投入数额、投入重点，或省市、高校共建，积极拓展资金来源，加强对入选高校、学科的支持力度。

  北京预计投入100亿元推进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目前已认定两批共19个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每个中心每年投入5000万至1亿元。2015年到2017年，广东将专门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高水平大学建设，生均拨款提高到每年1.2万元。山东计划筹集50亿元，对立项一流学科，按自然科学类2000万元左右、人文社科类1000万元左右的标准拨付支持经费。

  而中西部的贵州、宁夏等地投入相对较少。宁夏计划从2017年到2020年，高等教育专项资金规模增加2亿元，其中1亿元用于集中建设一批优势特色学科和重点专业，1亿元用于把宁夏大学建成西部一流大学。贵州省则计划5年投入5亿元推进区域内“双一流”建设。

  在人才引进方面，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高层次人才成为各省争抢的热点。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为海外人才开出了“最高房贴800万元、最高年薪100万元”的优厚待遇。江苏重点选聘在本领域国际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海内外人才，计划到2020年选聘600名左右特聘教授。

  也有不少省份立足本身优势，打造自己的高水平学科团队。安徽除积极引进院士、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外，在省内积极打造高端教学科研团队，培养100名工程技术领军人才。海南依托区位优势，积极引进高层次“候鸟型”人才及团队。

  在支持“双一流”建设上，东部和西部地区在资金、人才、投入力度上差距明显。“目前政策上已经进行了纠偏，但长期存在的问题很难一举解决。”熊庆年分析说，中西部高校发展一方面需要中央财政政策的倾斜、防止对人才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还要着力打造自己的学术生态，找准优势、特色，打造“不可替代”的学科。在人才方面，中西部高校挖人难，就要在留人上下功夫，用感情留人，更要用事业留人。

  熊庆年认为，相较于北京、上海、浙江的大手笔，“双一流”建设的初始阶段看投入、看人才，但如果想要胜出，最终还要看战略眼光、发展策略。

  科学认定、动态管理，确保建设实效

  哪些学科是一流学科？哪些大学是一流大学？如何科学认定和动态监测、调整？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管理办法。

  在一流学科认定上，山东省将学科排名作为重要参考：规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第四轮及以后学科评估排名前20%的学科，或入选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支持计划的学科，或稳定在ESI学科排名前1%一年以上的学科可认定为一流学科。

  在一流大学认定上，山东省要求同时满足认定期内有3个及以上学科稳定在ESI学科排名前1%一年以上，或进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科评估排名前10%；有3个及以上由院士、千人计划人才等领衔的学术团队；近5年内至少获得一项国家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标志性成果。

  此外，知名高校及传统优势学科仍是支持重点。例如，广东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列为重点建设对象，甘肃重点支持兰州大学，吉林重点支持吉林大学。在熊庆年看来，名校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但“双一流”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身份制，建立了高校及学科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为其他院校参与竞争提供了途径，这也是政策目标之一，因而投入产出如何、建设效果如何，成为各地各校关注的重点。

  辽宁出台的《高等学校绩效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强化跟踪指导，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对实施有力、成效显著的高校，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高校，减少支持力度。安徽将一流学科专业与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纳入省政府目标绩效管理考核、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同时，建立健全过程管理和动态监测制度，对建设成效差的要求及时整改，对建设成效好的继续支持，对有重大进展的给予奖励。

  “学科发展本身是一个后效性的过程，建设成果不可能立马显现出来，因而学科评估难度不小。”熊庆年说，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地方建立了专门的评估中心，日本、德国也都有相对成熟的评估方法，都是可以借鉴的。

“双一流”：怎么看，怎么干

　　“‘双一流’不是‘985’‘211’的翻版，也不是升级版，更不是山寨版。”前不久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幽默地说。面对中外记者，他郑重重申：“‘双一流’是一个全新的计划，在‘985’‘211’的基础上，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事业在新历史潮流下推向前进。”

　　不久前，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意味着“双一流”建设的顶层设计、配套制度、工作方案、遴选标准等都已具备。“双一流”建设怎么看、怎么干？记者采访了多位高校负责人和有关专家。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要定性为8个字，那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其标准是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有机融合。”陈宝生指出。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使‘双一流’建设始终与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协调一致。”上海市教委主任苏明强调，坚定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是创建世界一流的根基。

　　世界一流好理解，可中国特色在高校发展中如何定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举了一个例子：“我在美国做了20多年流体力学研究，在美国，由于技术领域的高度成熟，这门学科发展已经处于稳定阶段。但在中国，航空航天、高铁、汽车等多个领域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流体力学的应用空间依然很大，这样的学科就应该定位成需要发展的学科，并且有可能建成一流学科。”

　　那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哪儿入手？“世界一流大学是通过现有一批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然后整体进入世界一流，是以学科为切入点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认为，各个学校要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办出特色，有特色才有竞争力。

　　根据《办法》，我国将以学科为基础，支持建设100个左右学科，着力打造学科领域高峰，以一流学科建设带动高校整体建设。

　　“有的高校建不了一流大学，可以建设一流学科。”陈宝生说。

　　“双一流”是“铁饭碗”还是“瓷饭碗”？

　　“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是竞争出来的，就是俗话说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陈宝生强调，在遴选“双一流”时，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是平等的，都必须按照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标准，坚持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

　　他解释道，竞争优选，即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是竞争出来的；专家评选，即请专家根据标准评选出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建设的初步名单；政府比选，即由政府根据国家战略来比选确定；动态筛选，即名单不是终身制、固化的，一个周期完结时，如果学校、学科不合格就要让位。

　　根据《办法》，将建成高校“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经警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将被及时调整出建设范围。建设期末，根据期末评价结果等情况，重新确定下一轮建设范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为动态调整机制点赞。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介绍，“双一流”建设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专项资金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对成效明显的建设高校加大支持力度，对缺乏实效的建设高校减小支持力度。

　　陈宝生透露，最近正在组建专家委员会，然后确定标准进行遴选，争取上半年公布第一批学校和学科名单。

　　“扶优扶需扶特扶新”，让院校差别化发展

　　根据《办法》，我国将坚持“扶优扶需扶特扶新”，按照“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两类布局建设高校，引导和支持具备较强实力的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差别化发展。

　　“我呼吁，扶需扶特就应该往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东北的高校倾斜。”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表示，我国人才建设方面早有类似的倾斜政策，“我多次参加杰出青年科学家、长江学者的评审，这两类人才都有面向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和东北高校的倾斜政策。”

　　前不久闭幕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的小组讨论会场里，几种声音形成交锋：好几位来自地方高校的政协委员提到：“中国90%以上的高校是地方高校，要控制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之间绝对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少来自中央高校的委员则认为：“‘双一流’建设就应当是扶优工程。”当然，也有第三种声音存在：“所有的学校在‘双一流’建设的龙头牵引下，虽然绝对差距拉大了，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也会全面提高一个台阶。”

　　华北电力大学原校长刘吉臻说：“‘双一流’最终只能是少部分高校，各类高校要各自找准定位、获得发展，这样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

　　专家指出，要处理好“双一流”高校和其他普通高校的关系，“如果只有几所一流大学，那是平地上插几根旗杆，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平原’变成‘高原’，让‘旗杆’变成‘高峰’。”也有专家表示，学校要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带动整个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提高办学水平，这才是核心。

　　“双一流”建设要重视大学精神的塑造

　　“双一流”评选在即，各大高校已不乏“抢帽子”的硝烟。何为“帽子”？就是具有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名头”的高层次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双一流”建设，也是一场人才争夺战。

　　“如果‘双一流’建设仍然以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院士等高层次的人才数量为依据来排名，那么，人才抢夺大战在所难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强调，“不能数‘帽子’，现在人才流动无序在于，根本就不考虑流动的这个人才是否对学科建设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增加一顶‘帽子’。”

　　与个别人“向钱看”来说，更多人才的流动背后是迫于某种无奈。“我去年到甘肃、宁夏去了一趟，那里最大的问题是学科点少。人才想发展，却苦于没有发展空间。这些评上‘帽子’的人，在当地院校连博士生导师都当不上，除了走还能干什么？”左东岭举例说。

　　有专家担忧，有些大学把“双一流”建设简单化为一些数字指标的目标达成，甚至不惜重金四处“挖人”，这是要不得的，“因此，‘双一流’建设要重视大学精神和文化的塑造，如果没有适宜的文化氛围，当其他地方有更优越的条件时，这些人才可能随时离去，数字指标也随之而去。”

　　《办法》对此提出应对之策：“双一流”建设将在充分利用国内外第三方评价结果基础上，形成对高校的多元客观评价，不再单独组织申报，避免突击整合、互相挖角等无序竞争、恶性竞争。

“高等人才的合理流动，也是对高校资源的合理利用。”何友认为。在这方面，还有专家建议，和人才事先签订合同，等到合同到期，人才方可以再次选择，从而保证合约期内人才和用人单位的稳定性。 

尤政：夯实学科基础积极稳妥推进“双一流”建设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标志着“双一流”建设开始全面启动。

　　一、《实施办法》进一步阐明了“双一流”建设的内涵

　　“双一流”建设方案给予学校更多自主权。《实施办法》允许建设高校根据学校综合改革方案，自主确定建设定位、选择合适建设路径、确定学科建设口径，支持学校积极探索不同的一流建设之路。在支持方式上，综合考虑建设高校基础、学科类别及发展水平，给予相应支持，同时经费实行动态滚动机制，使学校可以通过科学规划，有序、合理、自主地安排经费。同时，要求“国家有关部门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改革，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在考试招生、人事制度、经费管理、学位授权、科研评价等方面切实落实建设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双一流”建设的基础是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要求，“以学科为基础，着力打造学科领域高峰。支持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加强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学科，鼓励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一流学科建设带动高校整体建设”。各高校应根据学校实际、办学条件和学科水平，合理定位，确定合适的建设目标和建设路径，处理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关系。

　　“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流人才。育人是大学教育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实施办法》设置的遴选条件中，人才培养条件列在第一位，强调要有高质量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要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创业教育方面成果显著，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高度认可。希望通过“双一流”建设，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高等教育水平提升。

　　“双一流”建设的保障是动态管理、打破身份固化。《实施办法》中明确，在建设过程中对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开放竞争、以绩效评价为主的调整机制。在建设中期、末期进行绩效评价，根据建设成效和评价结果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建立有进有出、动态调整机制，形成开放竞争新格局，进一步推动我国高校建设和学科建设良性发展。
　　二、一流学科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

　　学科建设是大学的“立校之本、发展之基”，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没有若干具有世界领先的学科，就很难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经过多年建设，清华大学已经基本完成综合性学科布局，学科结构更加优化，学科水平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在上一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学校有14个学科排名第一；近年来在国际学科排名中，9个学科在QS学科排名中进入世界前20名；4个学科进入USNEW学科排名前10，其中工程学科位列世界第一，计算机位列第二；进入世界前1%的学科16个，其中进入万分之一的学科有1个、千分之一的有5个。

　　为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清华大学还根据国家发展需求，把握世界高等教育深刻变革特征和世界学术发展前沿，在现有学科整体布局和结构的基础上，以整合优势学科为先导，以优化和完善学科组织结构为支撑，以促进学科交叉与加强公共基础平台建设为抓手，完善学科评估，推进资源动态调整，不断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持国内引领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引领科技创新提供支撑。

　　（一）构建学科分类发展路径。根据已有学科基础和学科发展趋势，完善学科组织模式，通过整合分类过细、过散学科，形成若干学科相近、优势突出、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学科领域（群），提升承担国家重大项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能力。工科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导向，统筹协调国家重大需求和前沿基础研究，加强具有突破性、颠覆性的重大技术研究和创新，不断推动工科建设水平再上新台阶。理科以开展国际学术前沿研究为中心，加强基础研究，开辟前沿研究方向，力争在原创性、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上取得突破。文科坚持高水平、有特色、规模适度、优势突出的建设原则，延续文脉，加强基础，创新思想，扩大影响，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提升学科社会影响力。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生命科学学科，进一步完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科布局，解决制约学科发展体制机制问题，理顺治理结构。

　　（二）构建学科内涵发展模式。坚持需求导向，优化和完善学科组织结构。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积极开展面向全球性挑战问题的研究，推动若干重大研究课题、科学交叉前沿课题的研发，力争取得重大突破。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求为导向，重点支持战略性学科领域，形成并发挥学校在相关领域发展中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服务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突破产业关键技术，推动成果转化。加强军民融合技术研究，在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探索动态管理，完善资源配置机制。根据学校总体战略和学科建设规划，探索建立学生规模、教师编制、学科建设经费、科研用房、后勤保障等综合资源配置机制，建立资源动态调整机制，提升资源使用效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使用效益，创造有利于学科持续进步的支撑环境。

　　完善评价体系，完善学科评估与调整机制。依据学科特点和建设目标，利用国际评估、国内评估、专业认证等评价手段，定期对学科建设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综合考察人才培养质量、教师队伍水平、学术影响力和综合实力。建立基于评价结果的资源调整机制，实现对学科规模、方向和结构的动态调整，增强建设有效性，推动学科持续进步。

　　（三）培育和发展前沿交叉学科。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发展，推动新兴交叉学科形成。以前沿问题研究牵引交叉学科发展方向，鼓励理工融合、文理贯通，培育清华特色交叉学科。健全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学校各类学术组织作用，面向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积极培育跨学科交叉领域和方向，大力支持交叉研究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健全组织机制，建立教师跨院系聘任制度和研究生跨学科培养机制，完善综合科研资源的配置和流动机制，优化科技评价和成果认定制度，建立跨学科交叉研究组织的发展状况监测制度，创造良好的跨学科交叉氛围。围绕学校重点规划部署的方向，整合国家、地方和企业资源建立新型创新平台，加强校内各级科研教学平台建设，创造有利于学科发展和交叉的环境和条件。

面向未来，清华大学将构筑“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新百年发展格局，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作出贡献，使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更多学科进入一流学科前列，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加，为我国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以及全球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科学发展作出贡献，使清华大学在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为2030年迈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2050年前后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奠定坚实基础。

一流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共性特征

在我国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进程中，必须牢牢坚守人才培养的基本底线不动摇。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此外，教育部部长陈宝生2016年10月15日在湖北省召开的部分高校座谈会上也强调，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要做到四个“回归”，分别是：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其中“回归本分”强调，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教书育人。
　　在我国积极构建世界治理体系过程中，在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背景下，通过大力实施国际化办学路径实现高水平办学目标已在当今国内外高等教育界达成共识。我国高等教育同样需要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国际化办学的水平和内涵而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并提升对建成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与内涵，与世界一流大学尚有差距，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上，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求培养人才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还要求具有全球竞争力与世界担当。世界一流大学也正是通过培养了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与世界担当的高素质人才奠定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声誉与竞争力。准确把握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共性特征是提升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的重要参考。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

世界一流大学特别强调培养人才的家国情怀，既知悉国情、热爱祖国，还愿意为祖国繁荣发展做出贡献，美国著名西点军校校训就是“责任”“荣誉”“国家”。我国高等教育要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奉献的各行各业高素质人才为根本使命，就是要深刻理解并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教育方针，即：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家国情怀就是人们对家乡和祖国有深深的依恋，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真诚的热爱，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强烈的国家复兴责任意识。对祖国的热爱首先是要热爱本民族的文化，并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是家国情怀的重要因素，是指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精神、价值取向、现实状况等表示高度认同、充满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情感。有复兴国家的责任意识是家国情怀的最高要求，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从来离不开一大批拥有强烈复兴国家责任意识的仁人志士。
　　在全球化深化发展背景下，家国情怀不断受到全球主义者的冲击，全球主义又叫世界主义，是在近年来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背景下兴起的一种思潮。世界主义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是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思想。家国情怀倡导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基本原则，而世界主义却有意淡化国家与民族界限，淡化国别间的利益划分。无论经济全球化发展水平达到何种程度，都必须要坚持基本的家国情怀，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不动摇。
　　在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将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进一步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使命；将家国情怀培养纳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制度化、常态化机制，将家国情怀培养成效作为评估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丰富家国情怀人才培养体系内涵，包括加强国情教育以增强对祖国与民族认同感、民族自豪感，萃取中华文明优秀文化产品，丰富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素材而达到增强文化自信目的，进一步强调大学生的当代责任担当意识等；家国情怀的培养体系还要做到与时俱进，要时刻关注时代发展对家国情怀内涵的新发展与新需求，要时刻关注不同时代受教育者的特征等。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国际视野也就是全球眼光或者国际视角。人才的国际视野，可以表述为：有国际眼光或国际视角，能站在全球或更广阔的角度观察与把握世界各行各业发展规律与趋势，并为自身与国家事业服务。在拥有国际眼光与视角基础上，还要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规律与未来发展趋势，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并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战略调整与布局。拥有国际视野的根本目标还在于整合全球先进理念与先进生产要素而服务于自身与国家事业的发展。具备国际视野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具备国际的眼光与视角，把握世界发展规律与趋势，以有效整合先进理念与先进生产要素于具体的工作实践，并最终提高自身与国家的全球竞争力。
　　世界一流大学以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作为基本要求，哈佛大学在新近推出的“哈佛运动”（THE HARVARD CAMPAIGN）中提出“推进全球性哈佛建设”战略行动，“提供旅行基金以确保教师和学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实地科研和实验研究”，以此不断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在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也要以培养各行各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作为基本要求。将国际视野的培养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包括建设具有国际显示度的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创新与加强国际理解教育，采取国际通行的学业成绩评价方法与标准，引进国际领先的授课方式方法，搭建广泛的、深度的、高水平的国际性人才培养交流与合作体系等。
　　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

全球化深化发展背景下，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整合资源、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已成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与特征。2014年底，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新加坡人力资本领导能力研究院(HCLI)和人力资源公司德科集团(Adecco)联合发布了《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2014》，评估了全球93个国家的人才竞争力，中国位居第41位。榜单显示中国较明显地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的地位不相符合，提高人才全球竞争力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批示中特别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世界一流大学诸如哈佛、普林斯顿等也将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作为学校与国家获得全球竞争力的基本抓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应具备如下基本特征：能与世界同行平等对话与交流；在通晓国际规则的同时能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能在各行各业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导地位；具备全球性的知识结构与知识更新能力等。
　　能否平等地与世界同行对话与交流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全球竞争力的基本前提，也是获得所属行业世界发展前沿理念与信息的最佳途径。与世界同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能力由如下两个基本能力要素构成：一是跨文化（包括跨语言）与文明沟通交流能力；二是坚持人格平等与国家利益至上基本原则的能力，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人格平等与国家利益至上是基本原则与底线。在全球化竞争中，具备主动参与国际标准与规则制定的能力也是判断是否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德国制造之所以在全球具备领导力，就是因为全球三分之二的国际机械制造标准来自“德国标准化学会标准”——DIN（Deutsche Institutfuer Normung）。在具备制定国际规则能力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者，这也是人才全球竞争力的根本目标。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要将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作为核心目标。包括：进一步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甚至全球领先的师资队伍、软硬件设施等；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实质性合作，充分汲取中西方各自教育优势并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模式等。
　　培养具有世界担当的人才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背景下，人类所面临问题与挑战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特征，需全球人民并肩携手方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能够站在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高度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人方能成为时代“弄潮儿”。世界一流大学享受世界一流的声誉，拥有世界一流的各类资源，同样也需要承担起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贡献的世界性担当。“以天下事为己任”是当代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质，即以培养的人才、所做科研而服务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哈佛大学就提出在新形势下要大力实施“‘祖国—哈佛—祖国’：哈佛毕业生将知识与精神带到各国”战略。我国高水平大学同样需要培养人才的世界担当意识与能力而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打实声誉基础，获得全球竞争力。具体来说人才的世界担当包括如下两方面基本内容：有解决世界发展难题与人类疾苦的同情心；有为人类文明进程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意识与能力等。

对他人与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疾苦有同情心是有责任担当的前提。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同情心的人才，愿意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努力与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全球人类同驻一个地球，应是休戚相关的命运与利益共同体，需共迎挑战、共享发展成就；二是要有悲悯情怀，悲悯情怀就是指对外界，对他人，对生命有种怜悯的情怀，愿意以己之力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改变命运、获得发展。同时，还要将这种同情心转化为促进人类文明进程做出贡献的意识与能力，要勇于担负起解决促进人类文明进程关键性问题的责任。
　　为此，我国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高校要积极开展对学生世界担当意识与能力的培养，包括培养学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关注人类发展过程中共同面临的重点与难点问题等。（作者：宋永华、伍宸，单位：浙江大学，宋永华系该校常务副校长）

“双一流”建设，大家都在争什么？

这个春天，全国的高校最关注的词语非“双一流”莫属。仅从3月底至今，各地的支持计划就层出不穷：河南省提出将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争创“双一流”；山东省财政下达2017年高校“双一流”建设奖补资金7.3亿元；福建省计划每年安排16亿元用于实施“双一流”建设计划，首轮共80亿元……

事实上，早在“双一流”建设规划推出以后，不少地方政府和高校就通过各种努力争取进入“双一流”名单。而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到“争取今年上半年公布第一批‘双一流’建设学校和学科的名单”，更是让本已备受关注的“双一流”问题再“添一把火”。如何能够搭上“双一流”的快车，不仅成为众多高校的头等大事，也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然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不少专家对于“双一流”建设如何定位与评选观点不一。“世界一流”这几个字如何实现，已成我国高校需要共同努力的头号课题。

“双一流”是否需要照顾区域教育平衡

“双一流”，也就是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被列入2017年的教育工作要点。众所周知，“985”“211”工程成就了一批优秀高校。然而一直以来，不少人对其分布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一些省份甚至连一所“985”高校都没有，造成了教育资源稀缺、人才外流等问题。对此，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原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向陈宝生建议：应以“双一流”为契机破解区域教育失衡。“西部高校人才流失等问题导致中西部高校与部属院校、经济发达高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突出。”黄德宽说。黄德宽建议，在建设“双一流”的同时，应指导和支持地方政府结合各地实际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一流高校和特色学科，对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规划的地方高校和学科，中央财政要加大经费转移支付比例，政策上予以重点支持和倾斜。

“同时，建议国家遴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制定‘双一流’认定标准时，既要体现‘世界标准’，也要坚持‘中国特色’。”黄德宽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也认为，双一流建设应该有“普惠”性质。“实际上，我国在人才建设方面早有面向地方的倾斜政策。这几年，我多次参加杰出青年科学家、长江学者的评审，这两类人才都有面向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和东北高校的倾斜政策。参照这个做法，我呼吁双一流建设也应该有类似的政策。”何友说。何友打了个比方：“我们国家高校众多，好比一个大家庭的多个子女。根据生活经验，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家当中，父母投入心血多、照顾得多的往往是老大、老二。但对家庭贡献大、回报率高的，却是那些不太受重视的老三、老四。”

关键在于如何评定

如何挤进“双一流”的名单之内，如今已经成为各地高校的首要任务，因此“双一流”高校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评选，未来这一名单是否应像“985”“211”一样长期固定，都成为了高校关注的焦点。

对于如何遴选“双一流”建设名单，陈宝生在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为了避免成为“211”和“985”建设的翻版，“双一流”建设明确了遴选范围，确定了公平竞争的原则。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将被平等对待，通过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等进行遴选。而在黄德宽看来，在聘请“双一流”认定专家时，要注意聘请一定比例的了解实际情况的高水平地方院校的专家，以保证相关评价原则和标准能够落实到具体的评价活动中。

另外，黄德宽提出，要加大对“双一流”建设的监督和督察力度，严防“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出现高校新一轮的盲目攀比和利益争夺，以致脱离“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追求。要加强对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防止少数人以权谋私和滋生新的腐败，确保“双一流”建设的良好政治生态。

对此，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左东岭认为，如果“双一流”建设仍然以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院士等高层次的人才数量为依据来排名，那么人才抢夺大战在所难免。“现在人才流动无序的根本在于，学校不考虑流动的人才是否对学科建设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增加一顶‘帽子’。因此，‘双一流’的评选不能‘数帽子’。”左东岭还表示，“双一流”建设要重视大学精神和文化的塑造，为人才提供适宜的文化氛围。全国政协委员朱和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表示，“双一流”的评选应该把“评”和“建”分开。“‘双一流’有一个‘评’的问题，即大家申报，学校够不够双一流，够不够评选标准，可以请专家或者国际标准来评。还有一个是‘建’，学校如果不够这个标准，但是国家需要，怎么办？”朱和平说。

朱和平表示，上世纪60年代我国下决心搞两弹一星，那时候的相关学科是达不到“一流”的，“那一代老科学家回国的时候，我国的相关学科就是一张白纸。但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建。正是有这样一个机制，我们才有了两弹一星，才有了中国的国防工业”。

朱和平认为，我国很多的“一流”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建起来的。如今我国仍有很多领域是急需建设的。“比如说材料专业、基础理论研究、电子芯片、核心器件、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航海发动机等，但他们和国际一流差距很大，要不要‘评’，要不要‘建’？我认为应该评，应该建”。

“双一流”不是分蛋糕的计划

当一些高校还在为“双一流”的“地区分配问题”而苦恼时，不少专家指出，“双一流”的关键在于“世界一流”，而这“世界”二字则定位了“双一流”建设的国际化方向。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双一流”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扶持地方高校建设，而是为了让中国高等教育水平更高。

“‘双一流’不是分蛋糕的计划，这样的导向是错的，是自毁前程。”王树国表示，“双一流”建设的目的是要通过改革把以前的“糟粕”去掉，让更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成长起来，通过深化改革，让更多的大学生享受到好的教育资源。

“现在，一些学校把自己的名号看得太重了。学校不要过分关注名利，不应争排名，应把高等教育的内涵做起来。因此，‘双一流’建设应推动高校自发改革，而不是为了‘分钱’。”王树国说。

王树国认为，放眼世界，我国各大高校实际上处在一个相似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世界领先的位置，因此要提高整体实力，也是提出“双一流”建设的背景所在。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陈十一表示，“双一流”的定位非常清晰。“首先是服务谁，即学术水平、人才队伍建设能否与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建设需求结合。‘双一流’的基本标准，应该是培养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吸引全世界顶级人才来中国”。

陈十一认为，从“985”“211”到如今的“双一流”，这些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双一流”也将会推动中国高校走上更高的台阶。

陈十一提出，大学环境中，不同文化碰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现在我国国力已经具备了吸引全世界英才来中国做研究的条件，但是在体制机制上还要继续做好，这也是“双一流”建设的目的所在。

“双一流”政策你真的读懂了吗？

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反映的是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型学术机构的规范和价值——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这种理念基于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对这种模式认可后，其在19世纪末成为主导的学术思想。近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大学在各种国际大学评价体系中获得了整体性的进步，部分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大力支持是大学取得快速发展的核心因素。中国建设重点大学的成功经验也为世界提供了样板，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纷纷仿效，由此带动了世界高等教育的新一轮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点建设模式将迎来新的模式。

1.“双一流”政策是什么？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WCU）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竞争性政策。据笔者初步统计，全球已经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出台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纵观各类计划，做法基本类似，都是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府遴选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学进行重点投入，期望它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跻身世界一流。这种重点投入本质上是一种政府公共拨款政策。大部分国家将资金投入到大学，赋予大学较大的资金自主使用权；也有部分国家或地区采取投大学和投学科相结合的模式，政府“一竿子”管到学科。

本轮中国的“双一流”政策同时聚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希望通过分层和分类的建设思路，鼓励高校的“差别化发展”。主要包括三种建设思路：一是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二是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三是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进入该学科领域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2.因何“双一流”得以成为一项公共政策？

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是事关国家命运的核心战略。没有世界顶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也不可能产生奠定国家比较优势的科技创新成果。当“刘易斯”拐点来到，“人口红利”吃尽的时候，唯有教育和科技红利能够引领中国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讲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之重器，就跟一个国家需要国防力量的强大一样，世界一流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共产品。

从传统的观念来看，由于高等教育并不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只能看做一种准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需要注重公平竞争，不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刻意将资源投入到少数高校身上。而从公共产品与国家意志的视角出发，则又会认为一流大学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是一种必须的公共产品。这两种不同的定位导致了学术界对211和985政策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们姑且称之为集中派和分散派。集中派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公共产品，应当由国家投入进行建设；分散派则认为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是准公共产品，集中投入只会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破坏高等教育管理的秩序。1995年211政策推出，随后1998年985政策推出，一直至今，集中派与分散派之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双一流”政策之所以可以纳入公共议程，并且成为公共政策，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必要性来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面临巨大的挑战，高层次人力资源要素和科技创新要素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则是供给这两种要素的关键性主体。从可能性来说，“双一流”政策很好地调和了集中派和分散派的矛盾，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共识，得到了各方的支持。此外，从中央部委的主导意见来看，发改委和财政部期望的重点建设纳入整体拨款和教育部所期待的重点建设继续作为专项管理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调和。不过， “双一流”宏观政策出台经历了较长的周期，而“双一流”政策细则也并未在2016年初顺利出台，可见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

3.“双一流”政策和“211,985”政策是什么关系？

回顾历史，早在1991年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时就明确提出：“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大学。加强一批重点学科点的建设，使其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同类学科的水平。”随后国家教委向国务院正式上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报告提出：“建议由国家教委设置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简称为‘211’计划。”我们可以看到211政策主要关注三方面内容：一是学校整体办学条件建设；二是重点学科建设；三是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1995）。“211工程“二期和三期则将重点学科建设放到了首要位置。

985政策源于1998年5月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发布的“科教兴国动员令”讲话，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早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跟211政策聚焦学校整体办学条件建设和重点学科建设不同，985政策的指向更加侧重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而211工程建设恰恰为985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985工程高校（39所）是国家扶持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有力竞争者，而获得“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高校（37所）的使命是在若干学科领域打造世界一流学科群。而且985工程还有力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共同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虽然211、985政策有力地撬动了中国“塔尖”高校的建设，但是仍然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虽然985政策非常重视体制和机制建设，但是中国大学仍然面临达到全球顶尖大学的“无形屏障”，高等教育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产生重大原创成果方面仍然乏力；第二，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发展为一个不平衡的高等教育系统，跟少量大学得到的优先资助形成对比，高等教育系统的中层和底层高校的资金不足，学生培养质量较差，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阿克琉斯之踵”（Philip G. Altbach，2016，意为致命弱点）。第三，尽管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一个无法令人忽视的事实是出国留学潮导致了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显著逆差，中国学生的海外消费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中央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总额（注：据民进中央报告）。第四，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内部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也正因此，985三期结束以后，由于各方面对211、985政策存在较大的分歧，新的政策共识未能及时达成，2014-2016年重点建设都是通过“过渡经费”的方式下达的。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到2020年要继续实施211和985，这是既定的国家级战略任务。211、985将中国高等教育推到了自身历史的高峰和至高境界。 同时也把我们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理想境界、思想水平和实践能力提升到了新层次。（叶绍梁，2013）“双一流”政策延续了211、985政策的世界一流大学（985更加侧重）和世界一流学科（211更加侧重）的政策追求，但是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改革。首先，整合“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中央财政将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纳入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中统筹考虑，并通过相关专项资金给予引导支持。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动力和活力。第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资金分配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因素，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第三，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与“十三五”规划实现了同步，有效地避免了五年规划和重点建设规划“两张皮”。

“双一流”政策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高等教育的重新洗牌吗？211、985的文件虽然失效了，但是高等教育中的分层关系依然存在。北大和清华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层；C9高校始终紧密对接重点大学建设政策，对重点建设政策有着巨大的政策影响力；32所中央直管大学的党委书记和大学校长是副部级；39所985大学实际上已经到了第四层，211大学则已经到了第五层。此外，事关中国高校命脉的资源事实上并非经费拨款，而是博士和硕士学位点。不同层次的大学在拥有博士点数量量级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其设立、管理和评估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一所大学如果只有一个综合实力一般的博士点，甚至连博士点都没有，它争创“双一流”之路必将充满荆棘。

4.“双一流”政策的目标和内容是什么？如何理解？

“双一流”政策已经于2015年正式发布，建设的原则、目标和总体思路已经确定。但是具体的实施方案、评估方案等细则内容尚在研究中。“双一流”政策目标是：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来源：《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建设任务可以概括为：一流师资队伍、一流人才培养、一流科学研究、一流社会服务和一流文化传承来概括。改革任务可以概括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性管理机制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5.“双一流”政策目标实现情况将如何评估？

“双一流”政策将“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5）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的主体是主管部门，第三方评价的主体则尚未得到非常清晰的界定。从实际情况来看，教育部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多指标的综合性评估）对重点建设资金配置的影响最大；英国的QS公司（特别优待中国大学的QS大学排名）、加拿大的汤森路透集团（纯粹基于文献计量的ESI学科领域排名）（《刘延东副总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们是否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第三方评估主体？而我们在跟主流世界大学排行榜或科学计量指标的研发人员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也都认为相关指标仅仅是提供一种简化的信息披露。例如,QS排名的主要是为学生及其家庭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Ben Sowter，QS排名负责人，2015），大学排名主要为非高等教育专业人士提供了解大学的信息渠道（程莹，上海软科排名负责人,2016）；ESI学科排名主要是采用文献聚类的方式形成研究主题（Subject） ，通过科学计量指标披露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本质上是一种指标性信息服务，无法观测人文学科、也不能全面观测社会科学学科和工程学科，更不能作为评价机构和个人的工具（David Pendelbury，ESI创始人,2013）。

“双一流”政策评估是一种行政评估，学术评估，抑或项目评估？如果属于项目评估，未纳入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成效不应笼统进行总结。如果该评估的学术性很强，应当更多地发挥学术共同体和专业性团体的作用。此外，无论何种评估都应当遵循一些原理：例如评估指标体系应当具备科学性和共识性，评估指标之间应当具有排斥性，评估指标权重配置应当与指标影响力相匹配。据悉，2016年已经下拨的“双一流”建设经费分配依据主要是第三轮教育部学位中心一级学科评估的结果，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结果的数据采集已经完成，其结果或将成为今后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

6.“双一流”政策对高校有何影响？

985高校的重点建设经费占学校运行总经费的比重普遍不足10%，所占比重其实并不大。但是高校却仍然高度重视重点建设，985高校对于能否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11高校对于能否有若干学科纳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显得异常焦虑。这是一种对于能否获得官方身份和地位的焦虑。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重新“洗牌”的过程中，能否挤进“双一流”，意味着大学能否把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重点建设经费本身对高校的影响并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高校可以因此而获得一种政策地位，地方政府以此为依据配套建设经费，行业企业以此为依据建立或深化合作，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依据开展人才招聘工作，学生报考择校也有了方向，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从2014年以来，已经有多个版本的“双一流”名单流出，无一不是谣言。当某项信息重要而又模糊时，便可能存在各种谣言。（Mowen，1990）谣言的传播者可能为了求证谣言、说服他人、减少焦虑、取乐、或纯粹为说而说，进而不知不觉成为谣言的传播者。（Kapferer，1992）“双一流”谣言本质上是起源于“双一流”焦虑，一板一眼抛出谣言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权威性的重要信息，也在于减少对无法纳入“双一流”，失去历史性发展机遇的焦虑。

7.“双一流”政策对学科和教师有何影响？

如果“双一流”政策聚焦于如何促进中国大学走向世界，既聚焦全球（Global）背景下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也重视本土（Local）背景下的国际化，“双一流”政策将成为学科和教师的福音。教师可以出去，但心中有本土；教师也可以不出去，但心中有世界。教师所提供的课程，所开展的研究，既事关全球，也关怀本土。“双一流”政策只是在这个背景下，重在赋予大学、学科和教师更多的学术资源和学术自由。同时“双一流”政策也成为促进教育行政管理“从办教育走向管教育，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转型的“催化剂”，中国的大学教师将真正迎来春天。

如果“双一流”政策聚焦于如何提升中国大学的西方学术水准，继续将商业性大学排名和科学计量工具奉为评价大学、学科和教师的“宝器”，“双一流”政策将成为学科和教师的噩耗。一批学科将在弱肉强食中被砍掉，一批教师将在弱肉强食中被边缘化，而他们恰恰是大学学术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也是维持大学多样性（Diversity）的重要元素。“双一流”最终所能导向的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多样化，而是单一标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胜利，以及在教育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实现对高等教育控制的强化。

8.“双一流”政策对学生有何影响？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必然意味着一流的教育，既包括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也包括一流的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各高校要大力发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林蕙青，2016）一所世界级的大学（WCU）能带给学生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追求。北京大学在最近的改革中提出致力于“培养引领未来的人”（《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方案》，2016）。世界一流的本科生教育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人的整体素质、共同价值观（Common Value）和审辨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而并非培养人的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世界一流的本科生教育是科教融合的培养模式，本科生科研是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共同探究的培养方式。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更加意味着师生的亲密接触与共同科研合作。不要忘记，这种培养方式非常昂贵，学生培养支出一般都会占据学校总体预算的80%以上，其中主体部分是支付给教师的薪酬支出。丝毫不具备竞争力的薪酬，让大学教师在自主创收中耗尽余热，如何能够保证教师真正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造性的人才培养工作中呢？所以人才培养改革的核心应该是高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蔡达峰，2012）确实如此，改革的关键是让教师收心，只要教师收心了，他们自然会研究教学法，自然会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生培养工作中来。教学改革者需要理解一点，跟广大教师相比，自己对本科生教育和各专业领域学生培养的理解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高等教育的直接提供者是大学教师，离开了教师的全情投入，学生培养改革终将无所作为。

跟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世界级的大学是World-class University更好的翻译。所以，“双一流”真正致力于建设的应当是精神层面的“世界级大学“，“真正世界级的大学关切一切，怀疑一切，探索一切，奉行普遍主义的精神。”（丁学良，2004）如果我们纠结于能拿到多少重点建设经费，过分在意在几个所谓的关键指标或者一个简化的指标体系下，中国大学能否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相PK，我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成长为“世界级大学”的胸怀。

 “四选”奠基“双一流”

 “双一流”名单会花落谁家？通过“四选”将给出答案。竞争优选，在赛场里选马，具有实践智慧；专家评选，凸显内行的作用；政府比选，引导高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筛选，强调过程管理，打破了身份固化。“四选”奠基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助推教育现代化。

对于“双一流”建设的进程，大家都很关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将花落谁家？胜出者何以获胜？怎样保障选择、认定过程的公信力？如何督促入选者积极作为？

　　日前由国务院3个部委公布的相关实施办法规定，“双一流”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一步表态：“双一流”进行“四选”，就是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

　　“四选”至少包括4个角色，高校自身、专家、政府部门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相对于以往“985”“211”高校的确定，“四选”体现了较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加缜密的思维。

　　竞争优选，在竞争中选择优秀者，在赛场里选马，具有实践智慧。俗语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还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想荣登“双一流”榜单的高校，就是要勇于竞争，敢于竞争。对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国家层面有期待，社会舆论有臧否，很大程度上关乎大学自身的荣誉及前途，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看，高校都应该珍惜同台竞争，树立“货真价实”的理念，在竞争中靠实力“较长短”“硬碰硬”，力戒侥幸，更不能滥竽充数。

　　专家评选，凸显内行的作用。3部委发布的实施办法明确，将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报的高校进行评选。申报的高校是否具有先进办学理念、办学实力强不强，其申报学科的水平是否居于国内前列或国际前沿，学科优势是否突出、具有不可替代性，应该说，对这些问题，相关专家最有鉴别力和发言权。所以，发挥好专家们的作用非常重要。

　　政府比选，在“双一流”名单确定中，有关政府部门承担着总体规划、扶“需”扶“特”扶“新”等责任，有着独特的作用。比选应该是结合专家们的评选，进行比较选择。通过比较，可以较好地选出经过长期重点建设、在改革创新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成效显著的高校，可以比较公正地选出国家急需、具有重大的行业或区域影响的学科，基于此，引导和支持具备较强实力的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差别化发展；引导这些高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学科，着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以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动态筛选，强调“动”、而排除“静”，符合事物发展的本真。世上万物“变动不居”，事物总是在变化之中，一时的优秀不能代表永远的优秀，现在的水平也不能代表将来的水平。动态筛选，对高校提出了新要求，就是无法一劳永逸。当然，这样说，并非否定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积累，只是提醒该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意识，不能躺在既有的成绩单上睡大觉。通过动态监测进行筛选，强调了过程管理，打破了身份固化，特别是还要参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重视社会认可度的作用，这对“双一流”建设大有裨益。入选高校必须尽力作为，同时，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可能由于实施有力、成效明显，从而获得更大力度的支持；也可能因为实施不力、缺乏实效，而被警示并减小支持力度；还可能由于出现重大问题、整改仍无改善，结果被调整出建设范围。